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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北平

——北京解放初期的工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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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8-12 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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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工商历史是中共党史中我党经济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党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建立新中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今天隆重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缅怀、梳理、总结红色工商史的发展历程,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的纪念,也是对后来者不忘根本的最好教育。

一、北平解放前工商业基本情况

北京的近代工业始于1872年,当时的官僚和商人在京西门头沟创办了通兴煤矿。以后三、四十年间,随着外国资本入侵,修建铁路和清政府组建新军,陆续办起了一些近代企业。如,1883年清政府创办神机营机器局,制造枪炮;1901—1906年间法国资本家和清政府先后开办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南口铁路工厂等;1905年官僚兴办华商电灯公司和丹凤火柴厂;1907年清政府收集私股开办溥利呢革公司,专制军毯和军呢。这些企业基础薄弱,大多受制于外国势力。

据1948年统计,当时北平有坐商22617户,摊贩56027户,经商人员曾达30万人。至北平解放前夕,北平的工商业日趋凋敝,疮痍满目,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我党接管过来的是一个破落衰败、畸形发展,拥有200万人口的消费城市。全市私营工商业34000多户,其中商业占85%,工业及手工业占15%,从业人员共约139000人。工业中从业人员在5人以下者占75%,5人以上者占25%,100人以上者只有5户,主要是轻工业和手工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商业中也是中小户居多,像同仁堂药铺、瑞蚨祥绸布店,荣宝斋书画店等资本较多的“老字号”,当时经营都很困难。

北平的私营工商业,虽然中小户居多,资本不大,设备简陋,管理落后,甚至有着封建色彩,但是它在北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49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42%以上,轻工业更居优势,火柴、肥皂、毛巾、袜子,文教用品几乎占本行业产值的100%。私营商业遍布全市各个地区,与人民生活发生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

北平市社会局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工商业的主管机关。

二、进城接管前的准备工作

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但接管准备工作在1948年12月就已经开始了。

1948年12月22日,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就进入北平以前的准备工作向华北局、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4月17日市委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外国人的企业及中国私人所设银号钱庄与私人报纸等政策问题。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约法八章,规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同时指出,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营之工厂、商店、银行、仓库、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等,民主政府均予接管。其中,如有部分民营资本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

据进城后第二任工商管理局长彭城回忆:那时辽沈战役已结束,平津战役正揭开序幕。时任北岳区出入口总店经理的彭城,在易县西陵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姚依林同志来电,命他带数十名干部到河北省阜平接受入城训练。行至保定,又指示“勿去阜平,改去良乡”,到彭真、叶剑英同志处报到。到良乡后,戎子和同志传达彭、叶指示,这批干部组成接管贸易指导处。当时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是军管会贸易接管处,一是军管会贸易供应处。进北平后,一面接管国民党经营的商业,同时组建北平市贸易公司。在良乡一是学习入城政策;二是把现有干部组成市贸易公司和分公司,做好人事安排,入城后即可一面接管,一面经营;三是在入城前向冀中、察哈尔、门头沟等地完成3000万斤粮食、160万斤食油、7万吨煤炭的催调任务,以大体满足北平200万人口一个月的生活需要。

八年抗战期间,北平市零售物价上涨2200倍,国民党三年多统治期间又上涨了800多万倍。人民政府为了稳定市场物价,把解放前夕在解放区调集的3000万斤粮食、28万斤食油:7万多吨煤炭,于解放后运进北平,平价供应市场。据不完全的统计,到1949年7月底向市场调拨供应粮食共达13790万斤,棉布14万匹,棉纱11万件。

12月下旬,彭城、丁铁峰等四人去张家口筹运粮食。由良乡到三家店途中与叶剑英参谋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同乘一辆吉普车时,叶对彭城说:“彭城同志,你转告你们的同志,要重温一下《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大家头脑要清醒,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要团结起义人员,做好工商界的工作,用你们的实际行动消除反动宣传所造成的群众对我们的误解。你们见到张苏同志(时任察哈尔省民主政府主席)后,转达彭真同志和我的意见,请他们支持我们一些粮油,北平人民生活已十分困难。”。到了张家口市察哈尔省政府,张苏要彭城“回去向彭真、叶剑英同志汇报,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随后,彭城又去门头沟粮煤供应站了解粮食供应和煤炭生产情况。那里工人粮食供应问题已经解决,矿山的职工生产积极性很高,生产任务可以完成,但煤炭的运输、装卸和煤站接收问题尚待落实。

1949年1月1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叶剑英任市长,徐冰任副市长。市政府下设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工商局公安局、公用局、工务局、财政局、外侨管理处、人民法院、贸易公司和银行。

1月31日,解放军进城的同时,北平市军管会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划定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区的电令,将军管区域临时划分为32个行政区,其中城区12个、郊区20个。

三、边接管、边建立,开始奠定新中国工商管理的基础。

(一)没收官僚资本,接收敌伪财产。

北平市军管会进城后,本着原封不动,按系统接收的方针,有步骤地接管了原国民政府的大企业、银行、铁路、矿山、交通、水力、电力等经济单位。

(二)成立工商管理局,平抑物价。

1949年2月4日,政府派程宏毅接管了国民党北平政府社会局,(该局一部分由民政局接管),并在原社会局地址成立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工商局的任务是: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政策,管理和指导私营工商业;并与贸易部门配合,管理市场,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内设三科两室(秘书室、资料室),一科管理工商业登记、商标注册以及对工商业同业公会的管理和指导;二科管理市场、摊贩、交易所,检查取缔投机活动;三科管理、指导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2月6日任命程宏毅任局长兼党委书记。主要工作人员有石林、丁铁峰、张达卿等。

3月5日北平市财经委员会成立,共9人组成,徐冰(副市长)为主任,程宏毅(市工商局长)为副主任。

3月23日,市工商局制定了《北平市工商业申请营业登记办法》。5月3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发出工商字第一号通知,全市公私营工商业均须向工商局申请登记,遵守政府政策,发展生产和经营。工商局和国营贸易部门紧密配合,扶植私营工商业的正当发展,并同不法资本家进行斗争。自3月份开始办理工商业登记,一面对全市工商业普遍重新登记,一面进行开、歇、转业登记,全市重新登记工商业35000余户。就开歇业情况看,开业比歇业多一倍,开业的多为群众生活需要的行业,如粮、煤、油盐杂货,食品纸烟及机器铁工业等;歇业的行业皆为当时没落的行业,如古玩玉器,金银饰物,呢绒绸缎等,转业的以金银饰物占第一位,多转入粮食、针织、文具等业,这是正常变化。

8月16日为了有效地稳定物价,制止不法商人的投机倒把活动,在市财委的领导下,工商局,税务局,银行对商户进行重点检查,共查出公营企业和机关生产单位违反经营原则的8户,有投机违法活动的私商82户,9月6日在市商会召集上述私商违法户开会,当众宣布检查结果和处理办法。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北平改称北京。10月,市政府机构调整,撤销工商局,工作分别由新成立的商业局、工业局承担。工商局商业管理部分与撤消后的市贸易公司业务,改组为北京市商业局,由程宏毅任局长,彭城、张锦城任副局长。原工商局管理工业的部分另成立工业局。

由于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刚建立的国营贸易公司经济力量有限,加之1949年秋,因察北鼠疫蔓延,京绥铁路一度中断,西北粮食暂不能运京,一些私商趁机大肆进行哄抬物价、投机倒把活动。从1949年4月起到12月止,在北平市场上出现了4次物价大波动。在这4次物价大波动中,在市政府领导下,工商局会同市贸易公司在严厉打击个别不法分子的同时,抛售物资平抑物价,同时加强市场管理,颁布了《取缔非法商业行为暂行办法》,《粮食交易所交易管理暂行规则》等项法令,一次次把物价平稳下来。如4月18至25日由于平汉线粮价高,来源不畅,北平粮食外流,一些私营粮商借机哄抬粮价,涨价风持续8天,市粮食公司在市场抛售粮食1700万斤,才逐渐平息。再如,10月29日为防止察北鼠疫蔓延,于27日断绝京绥路交通后,西北粮食暂不能运京。部分粮商乘机哄抬粮价。商业局召集粮栈、面粉业百余人开会,由工商(此时应是商业局了)局长程宏毅讲明情况,警告胆敢哄抬粮价,捣乱市场的不法商人,必须受到严厉制裁。11月8至13日私商哄抬粮价,至12日高达顶点,一小时涨价数次,竞购、拒售,造成市场混乱和全市人心不安。13日市政府决定在全市普设粮食零售点,直接向市民供应粮食,以减少商人从中剥削。同日,公安局依法逮捕王振廷,田雨川等16户粮商,27日判处王5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5年,没收其长顺号面粉厂等4处店铺的一切财产。田被判4年6个月,其余户课以罚款,情节轻的教育释放。16家奸商囤积的251000斤面粉和216000斤粗粮,全部按市场平价销售,粮价波动才告平息。

(三)整顿、管理各类市场。

据老局长程宏毅、彭城同志回忆:刚解放时的北平市场非常混乱。旧有的批发交易市场,如天桥四面钟粮食市场、前门外布巷子、崇文门外大街的纱布店、东晓市临襄会馆的油酒杂货市场、东晓市的百货等市场都是在历史上自发形成的。多由行业私商的头面人物和大户把持操纵,既是投机倒把的场所,也是物价波动的策源地。还有些初级交易市场,如先农坛的乡粮市场、各关厢的斗局(粮市)、城内外的猪店、牛羊店、天桥,阜成门外和广安门内的菜行,前门和德胜门的果子市,前门西河沿的鱼市、鸡市,马甸的牲畜市场等,是农民乡贩与城内商人交易的场所,皆由牙行、经纪居间剥削、操纵行情。有的为恶霸分子把持,欺行霸市,欺压农民。此外,由于经济破产,社会上失业人员和城市平民众多,摊贩畸形发展。在解放前后,一些散兵游勇、逃亡地富也加入了摊贩的行列,因而解放初摊贩特别多,各主要街道两侧,天安门前千步廊、棋盘街、东单广场等处都布满了摊贩。不但影响交通和市容,而且混杂着黑市银元贩子和其他坏人。物价也随之严重波动。

进城后,最先对金融市场进行整顿,2月2日市军管会发布1号公告,宣布废止伪金圆券,以人民币为本币。规定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比价为1:10,暂准金圆券继续流通20天,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和城市平民等群众,可以1:6兑付。2月22日为止,共兑进金圆券8亿余元,兑出人民币近2亿元。人民币作为本位币迅速占领了城乡的金融市场。2月28日,市军管会出示布告,严禁银元流通、买卖和以银元计价,并由公安局对银元黑市严加取缔。同时人民银行规定了人民币对银元的兑换比价,准许持有银元者按比价兑换人民币。

在交易市场方面,首先对粮食市场进行了整顿和强化管理。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粮价波动对人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管好粮食市场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关键。北平原有的最大粮食市场是天桥四面钟的现粮市场,是批发商与零售商交易的场所;其次,各关厢的斗局粮市是近郊各地农民或粮贩与市内粮商交易的场所,属于初级市场性质。对这些市场开始时实行交易登记,进行监督。接着就把现粮市场改为粮食交易所。由市工商局直接管理。除为便利乡贩售粮的关厢斗局仍予保留外,凡本市粮商之间的粮食批发交易一律集中于交易所内进行,禁止场外成交。并规定各有关行业只许按其经营范围进行买卖;经营外地采购或代客卖粮的粮栈、米庄只许入场批发,经营零售的粮店只许入场购买,在门市零售,制粉厂或从事加工的粮店只许入场买原料,卖成品,并由国营粮食公司按其在场销出成品的所需原料数量以牌价供给原粮;其他以粮食为原料或辅料的行业只许按其本业需要的范围购粮,禁止随意倒买倒卖,每日市价由交易所管理人员、国营粮食公司人员和有关行业私商代表根据产、运、销成本利润情况共同议定,允许与国营牌价有一定差额。工商局还结合交易情况对有关商户进行检查,防止投机活动,同时国营粮食公司在交易所挂牌售粮,随时调整价格,调节供求。

其次,是整顿纱布交易市场,纱布一向为投机囤积的筹码,纱布市场也是物价波动的策源地之一。北平原有纱布市场两处,一在前门外布巷子,一在崇文门外茶食胡同大恒货栈,都有许多“跑合的”(经纪人)奔走于买卖双方之间,传送行情,撮合交易,从中收取佣金。两处共有跑合的80余人,对投机活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经过调查研究,工商局将两个市场合并,于4月间成立纱布交易所,由市工商局直接管理。对跑合人开始时准备继续利用,曾拟定《交易暂行管理办法》,后来考虑到在集中交易的情况下买卖双方可直接成交,经纪人已无存在必要,规定买卖双方直接交易,把跑合的全部动员转业。交易只限纱布有关的行业,厂商按照经营范围进行买卖,不许非本业厂商或个人经营纱布,并禁止场外批发交易。同时国营花纱布公司在交易所挂牌售货,根据上级指示和市场情况调整牌价。

油酒杂货、百货等也都有比较集中的交易市场,油酒市场在东晓市临襄会馆,百货市场在药王庙。此外,还有玄帝庙烟市,广安门煤市,我们也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整顿,建立交易制度,由市工商局设立市场管理处进行管理。

对各关厢等处的初级市场,如斗局、天桥油市、菜行、鱼行、猪店、牛羊店、骡马店等,着重减少中间剥削,减低佣金,革除其欺行霸市的恶习陋规,并将原行栈的经纪人改名为“交易员”,佩带袖章,由市场管理处领导,负责介绍成交。这样做便利了城乡物资交流。在城市反霸运动中惩治了其中的恶霸分子(如天桥八大菜行之一的华芳菜行老板,“林家五虎”中的大虎,绰号“南霸天”的林文华),彻底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余毒。为便利城乡交流,增设广渠门、广安门、安定门、朝阳门4个粮食市场,可不经过斗局,自由交易。屠宰场原设在天桥游艺园旧址,严重妨害城市卫生,经市工商局在南郊大红门勘定新址,建筑了规模较大、条件较好的新屠宰场,并作为肉类批发交易场所(后交由食品公司经营)。全市最大的干鲜果市场,地处前门外果子巷,妨碍繁华地区交通,经工商局组织公私力量在永定门外沙子口另建新市场,进行了搬迁。

1950年初,在总结对投机商人斗争经验和试行有关交易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非法商业行为暂行办法》和《粮食、纱布两交易所暂行管理规则》,把政策用法令形式制定并发布。并适时召开了两次粮、布投机商人坦白悔过大会,扩大了教育影响。

摊贩问题,是一个关系城市平民生计的复杂问题,不能简单对待。上海国民党反动政府曾以高压手段强行驱逐摊贩,引起摊贩群众的激烈反抗,酿成重大事件。解放前的北平国民党政府对此也束手无策。解放后,自1949年6月至7月,工商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摊贩的整顿工作。5月17日工商局向市政府报送《无照摊贩处理办法》(草案),6月7日经市政府批准予以公布执行。5月23日为了合理整顿本市摊贩,正常发展工商业,维持交通秩序,市委邀集各区摊贩代表115人举行座谈会。经过整顿全市摊贩50027户,大部集中安置在15个市场,小部分根据营业性质安置在街巷,并由工商局发临时登记证。截止7月21日摊贩整顿登记45000余户,就地整顿或择地迁移的11000多户,先后建立起11个摊贩新市场。

据程宏毅、彭城回忆:整顿开始时,提出“整顿市容”的口号。摊贩们反感地说:“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吗?我肚子里还没有内容呢,你们到要整顿市容!”工商局告诉大家:整顿摊贩是为了解决乱摆摊妨碍城市交通问题,是为了改善交通秩序,防止交通事故,让大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人民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决不会影响正当经营和生活。市工商局领导确定的整顿原则是变分散为集中,变流动为固定,安置现有的摊贩,不再继续发展。经过调查登记,协商动员,在照顾其营业便利的条件下,择定适当地点,建立了若干以某一行业为主、并配以其他行业的集中性摊贩市场(如旧货、食品、百货、木料、家具等)。在建场初期还帮助他们作宣传,招徕顾客,巩固市场。一部分修理、服务性摊贩,准许流动服务,便利市民,并发给营业牌照。整顿期间共发照53887户。各摊贩市场设市场管理处,共设立17个摊贩市场管理处。建立摊商小组、大组,建立党团组织,指导摊贩正当经营,照章纳税。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不收管理费)。还成立了摊贩联合会,作为他们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和进行自我教育的组织。新摊贩一般不予发展,无照摊贩坚决取缔。由市工商局制定政策计划,各区委、区政府负责组织实施。整顿摊贩这一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终于得到顺利解决。1950年春,因无照摊贩增多,再次进行整顿,对新增摊贩经过家庭调查,根据实际情况,对军属、贫民、手工自销户等酌予收税发照,对逃亡地富、散兵游勇、座商设摊等严加取缔。摊贩一律张挂牌照(营业执照),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严禁弄虚作假,欺骗顾客。并整顿税收,防止偷漏。组织转业生产2000余户。至1950年底,贩摊共54841户,比年初有所减少。后来的东四人民市场和东风市场的一部分以及朝内菜市场,就是在摊贩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四)大力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

北平刚解放时,全市私营工商业大部分陷于停顿状态,有1/4的工厂停工,很多资本家对共产党心存疑惧,也不愿很快恢复生产,有的已开始收缩业务,转移资本,设法裁减工人。中共北平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共同纲领》规定的“在必要和可能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指导方针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扶持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恢复生产,对繁荣市场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3月26日市工商局局长程宏毅召开工业界人士座谈会,出席的有华北电力公司总工程师鲍国宝,振北制革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浦洁修,工业知行社经理隋经仁,以及有关同业公会负责人等23人,听取在恢复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反映。4月3日市工商局召集129个同业公会,私营工商业者250余人开会,由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工商局长程宏毅阐明人民政府的商业政策。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遵守政府政策的均可自由经营发展。4月16日市委做出关于北平市目前中心工作的决定,指出恢复与发展私营经济的关键是调整和稳定劳资关系。4月21日,中共北平市委召集私营工业资本家座谈,商讨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市长叶剑英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彭真就劳资关系、原料、销路、资金、税收等问题做了阐明,消除了资本家的大部分顾虑。8月市工商局召集十几个同业公会代表研究了私营工厂生产,确定具体指导方案,使私营工商业迅速恢复,走上正常发展生产的轨道。

四、北京解放初期的工商管理带给我们的启示

北平和平解放后,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治愈了战争的创伤,稳定了市场物价、恢复了工商业生产经营、建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还摸清了旧北平的全部工商业、各类市场、摊贩的底数,为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市工商局第一代工商管理干部们功不可没。回顾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今天仍然会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

(一)要继承老一辈为信仰与理想不畏艰辛,勇于面对的革命精神。

回顾整个红色工商史,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为信仰与理想不畏艰辛,勇于面对、敢于牺牲的中坚力量,为工商行政管理事业的长远发展奠过了精神基础。既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工商人的艰苦奋斗,也有北平和平解放前老局长彭城、丁铁峰与马匹同乘货运火车去张家口调粮的艰难。面对进城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敌特破坏、广大工商业者误解重重的复杂、困难局面,他们不辞艰辛、不讲条件、迎着困难上的精神,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二)经济政策是实现军事、政治目的必要条件,经济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

历史的经验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表明,经济政策是实现军事、政治目的必要条件,经济政策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我党历史上政治、军事成功之时,往往是经济政策比较符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时。比如,恰当的“减租减息”政策和与之相适应的支持广大工商业者搞活流通,给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壮大奠定了经济基础。而北平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布告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规定,对进城后稳定局势、恢复经济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工商管理是经济政策实现的必要手段。

正确的经济政策是实现我党军事、政治目的必要条件。历史同样表明,正确的工商管理方式、方法又是经济政策实现的必要手段。北平和平解放后平津前线司令部“约法八章”布告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规定,是靠北平市工商局的具体管理方法、措施去落实的。在接管的同时,整顿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恢复了工商业经营、使城市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为党和政府羸得了民心。

(四)历史上成功的管理理念、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仍需传承、发扬光大。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可能有些极端。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传承其革命精神,以开创未来的工商管理事业则是肯定有利无害。解放初期的有些管理措施,甚至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其原理也还有着其管理实践价值。如,从1950年2月14日市政府首次公布《关于私营工商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暂行办法》,到50年后重提“订立集体合同”则说明在协调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这一方式仍不过时。再如,当时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在改革开放前期仍然被重申,并且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市场管理原则之一。

 

注:史料源自《当代北京大事记》(当代中国出版社)、《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北京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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