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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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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11 09:44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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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竞价排名服务的法律性质
  在研究平台责任时,不仅需要从外部视角观察平台是否侵害了相关人的权益,还需要进入到平台内部,研究平台经营者和相关用户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关注像百度一样提供的平面搜索服务,还需要关注电商平台所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电子商务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增加了专门的条款,用于调整竞价排名服务。草案明确规定,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如果认定竞价排名为广告,网络平台提供的竞价排名服务是否必须适用《广告法》对广告行为的所有规制呢?个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能简单套用《广告法》的一些规则规制网络平台上的竞价排名服务。
  另外,对于具有影响力的搜索服务提供商,是将其作为商业主体对待,还是必须考虑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力,而让其承担更多的公平对待所有人的义务;是必须坚持自然搜索,还是允许采用有利于商业模式推广的竞价排名,个人认为,这个答案应该是开放的。《电子商务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条文只是很有限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要求提供多种形式的搜索,比如,可以价格为标准进行搜索,也可以信用评价作为搜索标准,还可以销量作为搜索标准。采取多种搜索方法并存的方式,更趋向于自然搜索的结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薛 军



根据平台的能力赋予其平台义务
  讨论平台责任,其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依据到底在哪里?一种思路是,基于平台具体做了什么事情,由此衍生出注意义务、善良管理人义务;另一种思路是,由于平台的自身特点,其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所以应该赋予平台更多的义务,具体而言,涉及平台的参与程度以及平台的实际管理能力。
  实际上,关于平台的法律责任,可以链接经济理论上的看门人责任理论。看门人责任的核心在于,我们并不在乎平台所从事的具体事情和平台应该承担何种义务,而是更多地考虑平台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义务,从而给予平台相应的责任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晓春


以更丰富的路径 避免平台对公共利益及用户权益的损害
  关于平台责任,从不同层面理解,具有不同的内涵。第一个层面是主体责任,强调在法律规定之外,网络平台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治理的责任主体应承担的责任。第二个层面是法律义务,即把平台责任等同于法律义务。简单而言,包括公法上的义务和私法上的义务。
  平台私权利最核心的取向是平台利益最大化。基于这样的判断,必须避免平台利益最大化对公共利益、对平台上其他用户的私权利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除传统的赋予平台一定的公法义务外,应尝试以更丰富的路径平衡平台的私权利和公法上的义务。第一,建立相对弱势方的参与机制,参与平台规则制定和修改,制定更公平的规则。第二,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机制和用户教育机制。在互联网环境下,用户和平台之间不仅信息不对称,而且知识不对称,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和消费教育纠偏。第三,鼓励和扶持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成长。比如,2017年开展的隐私政策评估,在第三方专业机构的推动下,许多平台的隐私政策进行了优化和更新,进一步发挥专业机构在网络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未来空间广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 周 辉



确立网络平台责任应坚持权责一致原则
  我国现有的网络平台责任制度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平台承担的管理义务过重;第二,网络平台的行政责任没有确立相关的免责机制,网络平台与相关主体之间的责任边界尚不明晰;第三,关于平台责任的规定没有区分层次和模式。
  我国的平台更多是第三方模式。因此,我们的立法在吸收欧美经验的基础上,还应探索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制度体系。在国家立法层面确立网络平台的责任,应坚持三个方面的原则:一是权责一致原则,即平台的责任要和平台拥有的能力和权利一致;第二,责任分担原则,即平台经营者、交易双方、政府、社会团体共同来分担相关责任;第三,责任有限原则。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关立法中,应按照平台的控制能力确定平台的义务和责任。应对平台进行类型化分析,不同类型的平台以及大类下的细分类型,均应有相应的规则。

□中国信息与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石 月


通过用户举报提升品牌权益人的维权能力
  微信是一个即时通信工具和信息发布工具,而不能认为是一个电商平台。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微信是一个电商平台呢?在移动互联的时代,电商交易的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交易行为不只在一个APP上一以贯之地完成,可能会细分不同的场景共同完成。货品展示环节可能在贴吧或者其他社交媒体上,任何一个社交平台都可能成为商品展示的平台。交易双方的沟通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社交软件实现,包括所有可以自由聊天的软件,甚至有些游戏都可以成为一个沟通平台。支付是由支付软件完成的,物流则是由物流类的产品实现的。
  微信作为一个用户量巨大的产品,很容易理解卖货的人为什么喜欢用微信进行沟通。因为微信的触达能力强,通过微信可以更方便地开展沟通交流。但据此就把微信定位为一个电商平台,显然不合理。
  微信的治理模式与单向的信息发布平台或者电商平台有所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微信从功能设计上充分尊重用户隐私权。以商标侵权为例,微信朋友圈功能内容不支持公开搜索,这种私密性导致品牌方在微信上面发现侵权内容非常困难,运营者不可能通过搜索找到相关的侵权内容,而主动实施相应的治理行为。
  那么,微信的治理应如何开展?我们的治理基础是作为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通知+删除”的义务,即权益者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理。微信在2015年左右推出了品牌维权平台,该平台把权利人投诉、网络服务提供者处理两方关系拓展为三方,加入了用户方,即让用户向品牌方提交侵权线索,品牌方接到线索后,按照他们的判断标准对这些线索进行甄别,认为涉嫌售假或者涉嫌侵权的信息,向平台发出通知,平台收到通知之后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即移除相关信息。

□微信法务总监 黄嘉慧



金融科技平台监管 应在稳定、效率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对于金融科技平台的监管,一定要在稳定、效率和发展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第一,按照依法监管的原则,应针对金融科技平台的特点,不断细化和明确底线,并保持足够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第二,借鉴英国的实践,在既有监管框架下,在确保风险不传递的情况下,应允许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做一些创新性的尝试,给予其一定的技术发展空间,让一些中小企业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第三,应强调穿透式监管,深入探究相关业务的本质,如果仅是金融业务,就按照金融业务的监管方式监管,如果属于科技创新型平台,则应在研究相关业务本质的前提下,以技术化方式实施更科学、更高效的监管。

□京东金融总法律顾问 刘志坚



不同类型平台承担不同程度的法律责任
  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在交易环节中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其承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也应有所不同。基于这样的前提研究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才能保证相关研究更有针对性,相关的监管更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科学划分网络平台的类型,首先要明确网络平台的定义。个人认为,网络平台即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其基于网络环境和信息技术提供服务,并非是商品或服务的实际提供方,仅充当商事交易、社会交往、信息传播的媒介。
  如果以平台参与交易环节的纵深程度对平台类型进行划分,不同的平台参与交易的深度不同,与此同时导致其对于交易双方以及交易实际内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不同。相对而言,平台涉入交易环节的程度越深,则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当然,平台控制力强不代表其一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分析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一定要以其是否具备控制力为前提的。
  第一类是技术支持型平台。比如QQ和微信提供的即时通信消息通道服务,类似的商业模式如电信运营商提供的语音通话服务。事实上,电信运营商并不知晓和掌握通话双方为什么打这通电话、电话内容是什么,平台是没有控制力的,此种类型的平台承担的义务相对应最轻。
  第二类是作为连接器的平台。比如,UGC(用户原创内容)类的开放平台、内容发布开放平台或直播平台等。这类平台对内容有一定控制力,但其控制更多体现在事后。
  第三类是直接作为交易活动参与方的平台。如果一个平台在法律定性上已经是一方交易主体,其要承担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此时这类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应是最重的。

□腾讯公司高级法律顾问 王 喆

(责任编辑: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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