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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不合格商品质量是否一定不合格?

——对一起皮包材质举报案和职业打假人现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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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2-06 09:1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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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17年7月,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四季青工商所接到举报。举报人称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燕莎金源店购买的6个阿玛尼牌女包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耐磨,将产品送到检测中心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包面材料为“剖层皮革”,未标注“剖层”字样,判定结果为“不合格”。举报人提供了2016年8月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和北京市朝阳工商分局2017年4月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检验报告载明,检验依据为QB/T1333-2010、ISO17131:2012(E);检验项目为标识;检验结果为该包面材料为“剖层皮革”,未标注“剖层”字样;单项评价为不合格。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涉案商品为男装手提包,商品吊牌合格证标明面料材质为“牛皮革”,经检测面料材质为“剖层皮革”,未标注“剖层”字样,为不合格标识产品。北京市朝阳工商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作出行政处罚。

  服装、皮包的材质一直是职业打假人关注的重点。在执法实践中,市场监管部门经常接到面料、里料材质与吊牌标识不符的投诉举报。举报人在举报材料中通常会附加一份检测机构对于产品材质出具的检测报告,而检测报告结果不合格是否一定意味着商品质量不合格,并构成《产品质量法》第五十条描述的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笔者尝试用一个案例分析这个问题,并对职业打假人现象提出个人思考见解。

定性分析
  翻阅本案举报人提供的举报材料,办案人员有两点疑惑。一是举报人2015年11月购买皮包,为何于2017年7月才到监管部门举报?二是检验报告中依据对该产品材质的检测结果仅对产品标识作出“不合格”的单项评价,却没有对产品整体质量的检验结论。
  办案人员依法对涉案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并多次约谈举报人,收集相关证据。经查,举报人同时在北京多家商场购买阿玛尼牌皮包,并先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多次提起民事诉讼,一审、终审均被判决败诉。于是,举报人开始尝试到行政执法部门举报,要求“打假”。本案中,举报人对燕莎友谊商城金源店涉嫌销售质量不合格产品的两年行政追诉期即将到期,所以集中向行政执法部门举报。
  办案人员通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终审6份判决书,发现法院判决原告(即举报人,下同)败诉的大体思路一致。原告送检产品的检测结果标明,产品标识不符合QB/T1333-2010标准要求。原告认为这一检测结果意味着产品质量不合格,要求被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处理。
  经法院调查,我国目前尚无关于皮革材质鉴别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检测报告中的检测依据为检测机构自行制定的标准,法院不认可检测报告的证明效力。同时,目前对剖层后的皮革是否即为剖层皮革材质尚无认定标准。综合上述原因,被告依据报关单中标注的材质在产品吊牌中标明100%牛皮革并无不当,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法院对原告的退一赔三要求不予支持。
  从生效的法律文书可以看出,法院的判决主要是从民事纠纷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检测报告因效力不足无法证明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故法院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和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分析现有材料后,办案人员之间对查办本案产生了分歧。一是对产品质量举报的处理是否可以参照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二是行政执法部门是否可以和司法机关一样,否认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的效力。
  经过讨论,办案人员达成一致意见:一是举报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与6份法院判决书中载明的检测报告,其检测标准、检测产品不是一模一样,故无法借鉴生效判决,且行政执法部门没有认定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力的职权依据。二是法院认定此事不构成欺诈,仅能说明被告没有欺诈的主观故意,但并不代表该产品不存在产品质量问题。
  法院生效判决中载明,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回函指出:“皮革可由剖成数层的生皮或其皮片制成,剖层可在鞣制前或鞣制后进行,在鞣制前剖层的称为剖层皮。”由此推断,剖层皮是牛皮革的一种,将剖层皮标成牛皮革不构成“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办案人员经过询问多家检测机构得知,现行对皮革是否为剖层皮革的鉴别主要依靠检测人员的经验,并无标准化流程化的鉴别方法,也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对于检测报告自身效力和证明事项问题,即便检测报告经询证后为有效报告,也只是对产品标识单项作出不合格的检测结论,并未对产品整体质量进行综合判定。最终,办案人员经过多次会商讨论达成一致意见:检测报告证明产品的标识不符合QB/T1333-2010标准的规定,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燕莎金源店作为产品的销售者,未尽到《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六条所要求的核实产品标识的义务,但不存在销售“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因此,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对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燕莎金源店作出“责令改正,对此举报不予立案”的决定。

案后总结
  本案没有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也未涉及证据固定、线索分析等办案技巧。但是,办案人员在对本案调查的过程中,研究了多个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法院判决,与相关业务科室多次沟通,两次请示原北京市工商局,才最终定论。笔者认为,本案对于从一般违法线索中作出结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是法院已作出有利于被举报人的判决,是否意味着被举报人没有违法行为?
  在以往涉及的商品质量举报处理中,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往往将对方的认定结果作为十分重要的证据材料。如果行政执法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在先,法院往往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书判被告败诉;如果法院判被告胜诉,行政执法部门一般依据判决书作出销案决定。但在此案中,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并没有因为销售者胜诉而直接认定违法行为不存在。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法院处理的是民事纠纷,行政执法部门处理的是违法线索。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案中,原告未能证明产品材质确为剖层皮,因此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在行政执法部门查处违法线索时,调查举证责任主要在行政执法部门。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无法证明被告存在违法行为时,法院就会认定被告不违法,但并不意味违法行为不存在。如果行政执法部门没有做到“穷尽手段”的调查,仅仅依据法院判决直接认定没有违法行为产生,则该行政行为存在重大瑕疵,并直接面临复议、诉讼风险。
  第二,法院拥有更为自由的调取、分析证据的权力,而行政执法部门在调查取证中需要遵循于部门职能划分。本案中,法院以检测报告中的检测依据为检测机构自行制定为由,否认检测报告的证明效力,而行政执法部门很难认定一份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是否具有证明效力。因此,行政执法部门在既没有法院或权威机构的认定,又不具备对样品重新检测的条件时,只能认可举报人提供的检测报告的证明结论。
  二是其他分局已经作出行政处罚,是否意味着一定存在相同违法行为?
  行政处罚的实施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都有关系。在查办案件时,办案人员光收集违法线索是不够的,还要综合考虑违法行为有无主观故意性、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违法所得等因素,同时基于不同案件所能收集到的证据也不同,因此,同类型的违法线索并不意味产生相同的行政处罚结果。
  另外,随着上级指导文件的发布与废止、系统内执法经验的积累与修正、新的社会共识不断达成,即使针对相同的违法线索,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处理方式也有可能不同。例如,朝阳工商分局2017年4月针对类似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海淀工商分局依据全国皮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回函内容判明,皮革和剖层皮存在种属关系,该商品包面材料未标注“剖层”字样的行为只是标识不当,不构成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为。因此,无论是朝阳工商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还是海淀工商分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都是合理的,且是切合当时执法认知水平的。
  三是检测结果不合格,是否一定意味着商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
  有资质的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标准对商品检测并出具结果,代表产品的质量水平。但是检测结果不合格,不能与“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直接画等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非商品质量抽检的检测报告只对来样负责,行政执法部门在采纳相关结论时,需要考虑被检样品是否与同批次其他商品存在品质差异、是否在销售后因存放等因素导致材质变化、是否存在举报人恶意更改材质等客观因素。
  第二,检测机构出具的数据是根据相关实验标准开展检测得来的,一般情况下可靠可信。但是检测内容及结论很可能只是针对商品中某一项指标,并非指向产品整体,如本案中只针对产品标识。
  第三,是否构成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还需要充分考虑检验依据的产品标准与产品生产时相比是否已经更新,材质鉴定的实验标准是否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等问题。

现象思考
  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执法实践中,很多职业打假人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穷尽一切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对商品标签以及广告绝对化用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举报或提起诉讼,甚至组成职业打假团队,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链,从而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往往要花费大量精力应对职业打假人的投诉,而用于处理普通消费者投诉、举报的精力会被消耗,使得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效果大打折扣。
  经过办案人员了解,东城工商分局和朝阳工商分局也曾接到本案举报人对于相同问题的举报。同时,关于阿玛尼品牌吊牌标注为牛皮革但是剖层牛皮的民事诉讼先后出现在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昌平、房山等区,涉及多个知名商场。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
  据媒体报道,2018年至今,北京市某区工商分局共收到8万多件投诉举报,其中1万件高度疑似是来自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在6000多件投诉中,有206件投诉是同一人所为,投诉件数在50到200件的有3人,投诉件数在30到50件的有7人。职业打假人特别关注标签标识这个门类,牟利性很明显。此外,职业打假人大量占用司法资源、无故缺席审理的情况非常普遍。个别职业打假人以索赔为目的的打假行为,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给一些地方的执法和司法机关造成极大压力,甚至干扰正常执法。
  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在对一份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职业打假行为采取分类对待、逐步遏制的态度。根据答复意见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可以考虑在除购买食品、药品之外的情形,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在这份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有三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具有欺诈行为。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二是从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型超市和企业,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该类企业往往是同类市场上产品质量相对有保障、管理较为规范的生产经营主体,而对于真正对市场危害较大的假冒伪劣产品及不规范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打击效果不明显。
  三是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敲诈勒索。更有甚者,职业打假人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这种以恶惩恶、饮鸩止渴的治理模式不应获得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引导和逐步限制的同时,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应形成社会共治合力。目前,职业打假人对流通领域产品质量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产品质量的举报数量也在大幅度增长,而伴随产品质量举报出现大量民事诉讼和多地举报情形,给基层行政执法部门带来挑战。行政执法部门亟须提升行政执法办案效率,完善跨区域行政执法机制,研究行政处罚和民事判决结果互认等问题,从而真正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海淀工商分局 刘闫瑞华 吕静伟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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