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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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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02 09:2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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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月26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主办的“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与竞争”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数字经济时代贸易和竞争的前沿问题,汇集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研讨。本版将此次会议的精彩发言予以摘编,以飨读者。

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时建中
  当今的数字经济呈现出经营平台化、经营行为数据化、平台生态化等特征,数字经济带来了动态竞争、跨界经营等问题。同时,国际化成为贸易和竞争共同的态势,二者的边界变得模糊,并且由于竞争法的域外管辖,二者开始进行相互作用。同时,我国大数据的法治建设目前仍处于滞后状态,缺少专门立法、数据开放标准不统一、数据平台竞争不规范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和竞争问题尤为必要。


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付文飙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新问题,这些都是市场监管部门高度关注的问题。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和竞争,要着重考虑竞争政策、法律衔接、评价标准和国际化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竞争政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竞争中立”概念,同时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中,竞争中立作为专门的议题进行讨论,可见竞争中立原则的重要性,坚持“竞争中立”原则将影响到各个行业领域中的竞争与创新。二是法律的调整与衔接问题,包括《反垄断法》的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电子商务法》配套法规的出台以及竞争制度的设立等。三是评价标准差异化的问题,如对数字经济的平台经营模式与对传统经营模式的监管如何区别。四是国际化问题,数字经济具国际化的特性,国外的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经验可以为我国所借鉴,但需要我国结合自身国情及发展实际予以内化。

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晓晔
  数字经济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大数据经济、云计算等都是数字经济的典型形态。数字经济的特点之一是网络的外部效力,垄断性非常强。即便如此,在数字经济时代竞争与创新仍然十分重要。竞争政策如何应用于数字经济时代以及假设问题存在又如何进行调整,应是目前我国学术界及执法监管部门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法学院副院长 孟雁北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竞争和创新的关系,应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关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条款如何处理创新与竞争的关系,这需要从立法目的角度对创新与竞争关系进行重新梳理。二是关于数字经济时代背景的特点,由于数字经济的运行是由技术来支撑的,随着数字经济的运行,技术领域中竞争和创新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三是在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的形势下,应如何看待创新与竞争的关系,何种商业模式创新会受到竞争法的保护?以德国法为例,确定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是否达到法律保护的界限,需要看是否有利于整体商业道德、社会利益,通过立法予以保护的同时也要为商业竞争预留出空间。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 高红冰
  大量现实案例表明,我国应“鼓励创新,谦抑执法,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数字经济扩大了消费者需求,促进商业、制造业转型,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促进大众创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当今数字经济的特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高频度创新,创新企业不断涌现与被颠覆,企业面临生死竞争;二是金融科技对金融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三是新兴产业更迭速度非常快,动态竞争成为新常态。我国对数字经济应实施鼓励创新、谦抑执法的竞争政策,应当推动国内企业大量参与国际竞争,获取全球数据,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的立足点下,我国对数字经济下的新产业、新业态应增强执法、监管的审慎性和包容性。

滴滴出行法律政策研究院创始院长 郝作成
  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涉及的利益较为复杂,如何把握竞争政策,国家及相关部门、企业都需要仔细考量。在数字经济下,企业经营的“平台化”与传统交易不同,传统交易多是双方的,平台交易则是线上多方交易。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横向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如何正当使用他人的数据,如何正当使用、收集用户的数据?纵向上如何将线上线下两个市场结合成一个市场?在内外关系上,如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是双方科技创新竞争能力和内部市场活力的比拼,而竞争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很重要。此外,国家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具有发展潜力,不仅看其创新能力或竞争能力,还看其是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广大人民福祉作出有益的贡献。

数字经济时代下规制垄断协议的挑战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陶 钧
  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数字经济时代垄断协议如何在司法角度下考量?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数字经济中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的界定,涉及平台、司机、消费者、监管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类型,即是劳务关系、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以及如何平衡每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别从内部和外部总结反思与挑战。从内部体系看,存在对实际运营设计与车辆的事前审查与事中监管义务的缺位、收费标准义务主体丧失议价的失位、司管主体运营发展出现的错位、派单模式可能存在“差别待遇”的越位等问题。从外部体系看,存在人已取消、延迟交易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消费者权益投诉渠道阻塞的问题。三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整体设想,应围绕主体和平台、行为和算法、规则的推定等方面展开。

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袁 嘉
  对于数字经济时代垄断协议豁免理由的问题,应考虑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创新与竞争的关系,以及我国即将修订的《反垄断法》要解决什么问题。以网约车为例,网约车平台和网约车司机之间达成的横向垄断协议是否有可能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得到豁免。同时,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网约车是否属于一个新产品,应该如何去评估创新的影响、对竞争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这一领域如何植入豁免理由等问题。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反垄断一处 贾晓强
  专家学者观点对执法部门在开展反垄断执法办案实践工作具有启发作用。在分析互联网行业的动态特征时,可以考虑协议、豁免、创新等因素,充分尊重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新兴平台企业持包容谨慎的监管态度。对于新的挑战,执法部门要加强和专家学者的交流互动,也需要专家学者在个案指导、法律理论等方面提供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 韩 伟
  区块链技术与《反垄断法》的关系最近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从背景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初衷是确保代币不能二次使用,本质上是一种模块化的账本技术,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在金融领域运用最广。涉及竞争领域的区块链技术主要有公链、私链和联盟链三种分类,在法院系统的运用如“天平链”,在金融领域的运用如“蚂蚁金服”。目前,国内外一批专家都开始研究区块链技术引发的竞争问题。区块链技术形成的智能合约,可能导致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合谋问题,因为卡特尔组织可以利用智能合约来实现全网的价格固定,对传统合谋的构成要件产生很大影响。当然,技术是中性的,区块链技术不是只引起垄断问题,还在辅助反垄断执法上具有较高价值,因此在法律上应对这种技术的规范应用规则予以明确。

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 范晓波
  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美国政府要求降低跨境数据流动的壁垒,推进数字贸易自由化,并将其写入TPP框架。虽然现在TPP被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取代,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协调中国国内规制和国际规则的一致性,以达到既能鼓励竞争与创新,又能保护中国的利益,成为需要研究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助理 周念利
  国际数字贸易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本身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中美利益诉求不一致,所以国际数字贸易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竞争与博弈的过程。“数字贸易”可以归纳为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美国出于自身利益推出符合自身发展和诉求的数字贸易规则“美式模板”。为了推广“美式模板”,美国在参与的区域贸易安排之中不断输出“美式模板”。“美式模板”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代:美韩贸易协定是“美式模板”1.0版本,TPP框架下的数字贸易规则是“美式模板”2.0版本,而“美墨加于2018年达成的USMCA(新北美自贸协定)”是“美式模板”2.5版本。从三代“美式模板”可以看出,美国的诉求是推动数字流动无边界和数字贸易自由化,以及推动传统贸易规则对数字贸易流动的继续适用。我国可以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努力对接“美式模板”,适当接受信息跨境规则,并利用好公共政策目标的例外规定。一方面,我国不应推行全面的数据存储强制本地化的政策,但在特殊领域可以实行数据储存本地化以实现数据安全,但不宜全面采取数据强制本地化。另一方面,在利用数据储存本地化构筑贸易壁垒、扶持本地企业的同时,也要结合贸易开放政策,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所副研究员 黄 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些数据和报告说明当今数字经济有了新发展。从数据跨区域流动的角度看,数字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非中介化的特点。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就面临着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问题。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产业政策有三个重点,相对开放、可持续性以及包容性和为新产业革命做准备。此外,对于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哪个优先、如何兼顾的问题,应以法律的方式作为思考起点。而对于数字经济下的平台竞争和监管,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机关需要加强相互配合、分工合作。

工信部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 黄蕴华
  跨境数据流动与监管的研究不仅涉及贸易谈判,更涉及一个国家如何定位自己数据的管理以及监管政策。另外,对于数字贸易分析应从宏观予以把握,考虑以数据为中心的监管理念,可以为解决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哪个优先的问题提供参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副所长 戴 龙
  数字经济时代的贸易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即国家层面、企业层面、个人层面。在国家层面上主要是数据主权、国家安全和数据流动限制问题,在企业层面上主要是数据竞争和大数据垄断问题,在个人层面上是数据泄露和隐私保护问题。目前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的区域框架已经成型,但是多边框架仍然落后,WTO(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严峻挑战,可从现有的WTO的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和ITA(信息技术协定)中寻找相关问题解决的基础,并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条款进行规制尝试。

  (资料来源:中国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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