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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应高度关注算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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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14 09:1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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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人物》杂志一篇关注外卖骑手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一场舆论风暴。外卖企业开发的实时配送系统,运用AI智能算法和深度学习的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智能配送的效率。外卖骑手不需要自己去优化路线,只要按照系统指示,就可以不浪费一分钟,及时将外卖送到顾客手中。但外卖骑手越努力,系统就会自动修改参数,缩短配送时间要求,使得外卖骑手不得不通过超速、逆行、闯红灯等方法来缩短配送时间,以避免因为延误而被罚款。但问题是,对经过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实现的配送效率,智能配送系统又进一步将其默认设定为一种普遍性、标准化的要求。这是一个可怕的自噬循环:外卖骑手越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越是让系统觉得骑手仍有潜力可挖,进一步提出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来是服务于人的系统,结果反过来控制和主宰了人。科幻电影《黑客帝国》描述的无所不在、控制一切的矩阵(matrix),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其实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上述情况是数字时代的算法问题。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收集和处理大数据,来规划和安排社会生活中的很多事项,这样不仅能提高效率且让判断更加精准。例如,银行可以对其收集的海量金融消费数据进行分析,根据算法来决定是否给予一个申请人贷款以及贷款的利率是多少。法院可以根据司法大数据设计一个算法,来决定是否批准相关人员提出的保释、减刑的申请。电商平台可以根据商业大数据,来决定商家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序,以此追求最高的用户点击率购买率,实现平台GMV(成交总额)的最大化。因此,伴随大数据技术不断进步,算法的使用必将越来越广泛。
  在带来各种福利的同时,算法的运用也催生诸多问题。作为算法运作之基础的数据是否客观真实?算法的运用是否会加深和强化歧视?人们是否有权利挑战算法给出的结论?进而言之,人们是否有权挑战算法本身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这些都是最近一些年来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
  就其性质而言,算法其实是数据科技企业开发出来的一套运营管理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自然人来作出决策与判断。不过,即便有高科技背景,算法仍应被归于相应的运营者的决策与判断。算法本身是一种技术,但是算法运营者赋予其灵魂与价值选择,所以算法问责与规制的基础仍在于将算法运营者置于规制的中心。任何脱离这一基础来讨论算法规制,注定会沦为空谈。
  具体来说,算法运营者必须为算法所导致的实际问题承担责任。例如,某种特定的算法运用是否导致明显的违法歧视行为,是否导致对公共秩序的危害,是否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人格尊严,是否违反了社会交往中必要的注意义务等。在这里,笔者并非想套用传统意义上的“产品责任”理念,去理解和界定算法运营者的法律责任性质,因为这二者的确存在重大差别,但无论如何,算法运营者需要为算法运用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算法责任的具体制度框架需要进一步明确,也需要给予更多关注。作为一个初步框架,算法规制可能需要包括以下要素。
  第一,对可以运用算法的场景建立审慎评估制度。对于涉及公民重大权益的场合,例如刑事诉讼程序、量刑等领域,如要运用算法来作出决策,需有更加严格的控制与审查机制。第二,对于算法运用是否产生不良后果,要建立一种社会性的评议机制进行持续性的跟踪研究。这有点类似于新产品投入使用之后的后续观察义务。如果社会评议机制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特定算法的运用,导致不良后果,就应该启动问责机制,要求相应的算法运营者予以解释与说明并作出优化。第三,将责任机制覆盖至算法领域。在司法以及行政理念上,无论是法官还是行政执法者,都需要将算法的运用作为算法运营者行为的延伸。无论运营者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存在行政违法等,算法因素都应被纳入追责的考量范围内。
  希望外卖骑手被系统所困的报道,引发的不只是人们对外卖骑手这个特定群体的关心,还有对正在日益进入的算法时代的深入系统思考以及对建立相应算法规制体系的关注与研究。在这方面,人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 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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