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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变更、不可抗力与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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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7 09:4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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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疫情引发的合同纠纷逐渐增多,引发不少关于“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区别”的讨论。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删去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非不可抗力造成的”这一表述,对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规则不再从引发事由层面区分,转而强调从合同履行障碍的结果层面区分,回应了司法实践与规范文本的矛盾。本文对合同法体系中情事变更、不可抗力与合同法定解除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予以分析阐述,敬请关注。

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之区别
  讨论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的区别,首先应当区分使用事实层面的“不可抗力”与规范层面的“不可抗力规则”。前者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后者则指作为免责事由、合同法定解除事由及诉讼时效中止事由的不可抗力规则。同理,也应避免同质化地使用“情事变更”与“情事变更规则”。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本身作为事实层面的不可抗力,继续履行合同既可能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从而触发《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之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亦可能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从而构成《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之合同法定解除的原因,还可能导致一方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从而援引第五百九十条第一款作为违约免责事由。在具体案件中,应当结合客观情况变化的可预见性、可归责性,综合考虑债务人的履行障碍程度、不可预见的客观情况变化与合同履行障碍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的大小,方能准确识别不可抗力规则或者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
  从合同法体系的视角来看,同为处理合同订立之时不可预见之风险的一般性规范,情事变更规则与不可抗力规则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区分。
  第一,两类规则在合同法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不同。情事变更规则旨在恢复合同关系的均衡,“将合同未分配之风险公平地在当事人之间重新分配”,解决的是合同履行中因变更或解除而不构成违约的问题,属于责任不构成范畴,在时间维度上处于违约与免责之间,应先于作为违约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所触发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其理论起点在于“若当事人在缔约时考虑到履行时出现的情事,断不会如此缔约的,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解决的是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的问题,本身与违约责任并无天然联系。
  第二,在引发原因上,两类规则虽有重合,但情事变更规则之“情事”指作为合同基础条件的一切客观情况,故可认为广义上的情事变更涵盖了不可抗力以及其他通常事变。对于非不可抗力之通常事变,不妨称为“纯粹情事变更事由”,虽不可预见,但未必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其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在客观上弱于不可抗力。
  第三,在适用情形上,尽管两类规则均可适用于合同履行障碍场合,但程度不同。通常认为情事变更规则乃履行艰难之救济,而不可抗力规则乃履行不能之救济。
  第四,在适用程序上,情事变更规则采取形成诉权模式,须当事人提出请求,以法院形成判决发生效力;不可抗力引发的合同法定解除属于形成权,以当事人的意思通知即可发生解除效力。作为违约免责事由的不可抗力规则,其效力当然发生。
  第五,在法律效果上,情事变更规则的适用可引起当事人的重新协商义务、请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而不可抗力规则可援引为合同法定解除事由或者违约指控之抗辩,使债务人免于承担部分或全部履行责任。
  故从学理上看,情事变更规则和不可抗力规则领域各异,“并非必然冲突,而是功能互补”。但是,由于二者所规范之生活事实相似,在司法适用中仍面临两项规则竞合问题。学者多认为,同时符合两项规则之适用条件的,应允许当事人自主选择。这一观点在《国际商事通则》及部分人民法院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的审判指引文件中亦有体现。如此看来,情事变更规则与不可抗力规则的关系,在《民法典》时代已趋于明朗。

情事变更与合同法定解除制度
  与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相比,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造成的影响这一事实构成,自《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一审稿第七十三条开始,即删去“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一表述,最终颁行的《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也延续了这一处理。同时,《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在继续履行的除外情形之下,增加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可以请求解除合同的规定。这是否意味着立法者试图收紧情事变更制度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救济,转而委之于不可抗力规则抑或更为一般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还是仅仅出于立法技术的考量,试图以更为宽泛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之解释来囊括“目的不达型”情事变更?
  单从文义解释看,因作为合同基础条件的客观情况变化,若继续履行合同,债权人得到的对待给付的履行价值已贬损殆尽,由债权人单方承担使用效益贬损风险显属不公,这可以解释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双方利益关系严重失衡。从而,“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明显不公平”可以扩大解释为涵盖了“目的不达型”情事变更。
  从立法史来考察,以往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始终是情事变更制度项下合同履行障碍的重要类型。
  从学理上看,“目的不达型”情事变更源于英美法中的“目的落空”理论,指继续履行合同虽然不受影响,但情事的变化导致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即对一方当事人来说履行已无意义,故学者多认为仅可产生解除合同一种效果。因此其与《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多有交叉。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仍可从直接目的(给付目的)与间接目的(使用目的)以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与履行障碍之间的关系加以区分:
  1.法定解除制度项下的“合同目的”乃作为合同给付内容的直接目的,这里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包括不可抗力在内的客观原因或者根本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完全履行,债权人无法按照约定受领给付,从而“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
  2.情事变更制度中的“合同目的”指为双方知晓且作为缔约基础的“债权人对给付本身的使用目的”,这里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体现为合同客观上可以继续履行。只是对于债权人而言,给付本身的使用价值贬损殆尽,履行已无意义。
  因此,对于包括不可抗力在内的事变所引起的合同基础条件变化,致使继续履行过于艰难或者履行不受影响但已无意义,可援引《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重新协商、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对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给付利益无法实现,系履行不能的自然结果,可适用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对于不可抗力以外的其他客观原因引起的履行不能,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可援引第五百八十条第二款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

结 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于不可预见的客观原因引发的合同履行障碍,《民法典》更加强调以情事变更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及原因力的大小这一结果标准,结合当事人的请求,决定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从而公平妥善地分配风险。第二,目的不达仍是情事变更制度救济的重要类型,“继续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应扩大解释为囊括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一情形。第三,在《民法典》时代,履行艰难以及履行无意义致使合同使用目的不能实现,由情事变更制度处理;而履行不能或根本违约致使合同给付目的不能实现,则由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处理。
  较之于此前强调以引发事由区分合同履行障碍的处理方式,《民法典》的规定更凝练,对于不同制度的功能定位更明晰,对统一司法适用亦有裨益,显示出立法技术的进步。

□袁怡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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